很难与 Leighton Stuart 说再见

斯图尔特·莱顿

半个世纪前，1962年9月19日，已经一侧肢体瘫痪的司徒雷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悄然离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许多年轻人在课堂上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他几乎成为当时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人。

但这种熟悉却伴随着强烈的偏见。毛泽东1949年由新华社发表的《再见，司徒雷登》被收录进中学语文教科书。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被刻板地刻画在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心中。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对这篇文章也有注解：“他始终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被收录进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闻一多的《最后演讲》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是美国驻华大使，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在中国长大，受的是美式教育，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在美国长，他就像一个留洋的中国学生，我们以前在北平经常见面，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了解中国人民的诉求。这并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为中国人民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说美国人民的民意起来了，美国发生了这种变化。”奇怪的是，这段话总是被无情地删除，再也见不到天日。

但总有人热爱真理。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公墓文兴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都出席了安葬仪式。这场围绕司徒雷登长达六十年的争议应该尘埃落定，还世界一个真正的司徒雷登。显然，在《再见，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司徒雷登“假装热爱美国和中国”是不公平的。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留下遗嘱希望葬在中国的人，这份热爱怎么可能是假装的呢？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能爱得如此热烈，如此痴心妄想，如此毫无保留？

无理由的爱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中国五十年》的开篇写道：“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中国当做自己的家。精神上的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和它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司徒雷登晚年照顾他的傅景波和女儿傅海兰回忆说，这位给自己取了中国姓氏的老人，晚年时常向着中国的方向张望。他身在美国，心里却盼望着回到中国。在内心深处，他依然固执地把中国当做自己的家，尽管这个国家曾经深深地误解他，甚至伤害过他。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切与中国有关的物品，卧室的墙上挂满了燕京大学的照片。

父母都是来杭的传教士，他从小在杭州出生，长到十一岁，刚学会说话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他会对服务员说：“肉要切薄点，不然会恶心；木郎豆腐要多放点辣椒，炒到入味；灯笼椒要再炒久一点！”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登-悉尼学院，1896年大学毕业，在母校潘托普斯学校任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1899年他进入弗吉尼亚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说，自己在第二学期感受到了去中国的召唤。他讨厌去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和庙会上向懒惰而好奇的人群高声布道，向人们近乎免费地售卖宗教小册子，被当地人嘲笑，忍受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和磨难，没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过着现代隐士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是一位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神，因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折磨。 他整夜反思，是否愿意为了信仰这个至高的价值，放弃物质因素和生活中的各种享受，做出牺牲。

最终，他决定奉献一生来响应这个号召，并因此在中国度过了45年的时光。

这种不求回报、不求回报的爱，今天我们仍然陌生。六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了美国绿卡，到偏远的凯里长期居住，从海外募集善款，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使他们不至于辍学。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去了广州当乞讨者，但都被他们接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不被当地政府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这对夫妇回答说：“没有别的原因，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不是要被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别人。”

担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这样的话语也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真理使你自由去服务”中。校训取自《圣经》中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和“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这是我见过最深刻、最美丽的校训。这句校训对燕京大学子的影响十分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校训中，没有哪一句像这句这样对学生有如此重大、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关键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兼教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年，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回国，1907年与人合作创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调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老师，1902年，其二弟受南方长老教会委派，到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担任北京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

他结交中国政要和美国富豪，并从美国各界为燕京大学募集资金，不到十年就把一所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了世界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并得到哈佛大学的认可。二人还合作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的老师有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晨、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雄并起。

1922年，他在未名湖畔、清华园对面为燕京大学物色新址。为了新校区，司徒院长克服重重困难，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进行设计，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风景秀丽的燕京园。

到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已高达250万美元。1917年至1918年，燕京大学的总预算为3.5万美元，其中87%来自教会捐款。1937年至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其中教会捐款占14%以上，美国私人捐款占55%。

燕京大学富裕，司徒雷登本人却很穷，很少买衣服，袜子、内衣裤都是打补丁的。虽然他在1946年至1949年担任驻华大使，但晚年依然身无分文，没有积蓄。他寄居在既是朋友又是儿子的傅景波家里，在美国没有住处。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京大学仅办学33年，注册学生9988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其中包括4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百余位各学科带头人。“二战”期间，中国派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记者90%以上都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二战”结束时，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投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名记者全部来自燕京大学。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21人的代表团云集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竟有7人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无处埋尸骨

如今，燕京大学早已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旧址依然保留着北大最美的塔灯湖影，唯独没有了司徒雷登的纪念碑。司徒雷登早年安葬妻子的燕京大学墓地早已成为社区运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也成了会客室。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遗体火化，如有可能，骨灰安葬于中国北京燕京大学墓地，与夫人合葬；如不能安葬，骨灰可葬于他处。”1962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景波于1973年、1984年两次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建议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燕京大学。1986年，傅景波请中国驻美国大使就此事向邓小平转交一封信。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写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燕京大学原校长的名义安葬在临湖轩。“没想到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此事只好搁置。”燕京大学校友王百强回忆，当时有人联名写信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走近司徒雷登》等书作者沈建中介绍，带头请愿的人是司徒雷登前秘书之一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司徒雷登遭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因此，1987年4月，中美驻美大使馆正式通知傅景波，此事暂时中止。1988年，傅景波在美国因病去世，临终前还在谈及此事。

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林孟熙，2001年4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燕园在过去培养了无数人才，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大师。如今，燕园已成为中国一流学府北京大学的所在地。但燕园的策划人司徒雷登的骨灰，却还在大洋彼岸孤独而冰冷地等待着。他何时才能回到他所策划、管理、曾名扬四海的美丽燕园，与他心爱的妻子永远在一起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无限期的“停办”期间，中国人民逐渐重新发现了传教士们“满怀爱心来华”、“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高度肯定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也有人重新审视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重新审视他追求和平民主的品格，重新审视他的理想主义精神，重新审视他为华争取美国贷款、向蒋介石建议退休的英雄事迹……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依然不能安息。

于是傅景博的后人开始考虑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杭州不但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甚至还写了一本书表示赞成。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他认为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能讲杭州话，是杭州市荣誉市民，他的家人中，父母和两个弟弟都埋在西湖畔，耶稣会里巷也有他的故居和他传教的天水堂。因此，如果不能安葬在燕园，杭州应该是首选。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司徒雷登就安葬在了杭州。燕大学一位校友感慨道：“这么大的燕园，连一个司徒雷登都容不下！”

给予者因给予而得到回报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安葬问题。很多来华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态：要死在中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种心态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的。爱，就是花时间耕耘，就是至死不渝，就是永远在一起。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司徒雷登怎么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之后留在燕京大学？怎么会甘愿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待三年半？当时并没有什么国难，但司徒雷登却选择留在战火纷飞的中国，与中国人同甘共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辜负了为中国奋斗一生的美国人司徒雷登。中国人常说“滴水成泉”，但面对恩情的“泉”，我们却连一滴水都没还，对他办学的初衷至今心存疑虑。有些人还认为他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建国前后，我们一边倒地反对美国、支持苏联，对司徒雷登等解放军进入南京后积极奔走，直至1949年8月2日才坐飞机离开中国的行为，我们只能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里已经没有司徒雷登了，既然有人认为，凡是被毛主席批判过的人，就永远站不起来，所以我决定到杭州去寻找司徒雷登的踪迹，向这位甘愿在中国死去的“好人”致敬——这是燕京大学校友对他的评价。

相比前几年，杭州的交通拥堵严重得多。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我终于找到了那条叫做“耶稣堂巷”的巷子。无论从中山北路还是银泰百货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雕像。上面说他是一位传教士、外交官，但我忘了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国，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教育。

司徒雷登故居，也就是他的出生地，占地4138亩，现仅存一栋230多平方米、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里面放着1946年司徒雷登荣获杭州市“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还有不少司徒雷登生日时友人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嘉奖等。

其实原有的住宅早就被拆毁，这栋小楼是重建的。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司徒雷登故居的产权，顶着压力修复了这栋住宅。修复后的住宅为两层，山墙式屋顶，四面坡顶，顶上铺小青瓦，颇为别致。不过，墙上挂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知识。

司徒雷登的墓地位于杭州东北郊的安贤墓园，这里松柏葱茏，流水潺潺，飞瀑飞溅，景色宜人。墓碑上只简单地写着他的中英文姓名和生卒年月，以及“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几个字。然而，黑色的墓碑上却镌刻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的照片。他双眼凝望，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灭。在不朽的彼岸，他回望着那片他回不去却最终回归的土地。

晚年他十分喜爱这首诗：“我要这样死去/漫长的日子已尽/心里有一只岁末的云雀在歌唱/得到了回报/让我皈依宁静的西方/像落日一样，辉煌而安详地死去。”

在从杭州开往南京的列车上，在喧闹的车厢里，我仍旧想着他那如释重负的眼神和灿烂的笑容。付出的人，得到了回报。他有遗憾，却无悔，因为他付出的，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心中那份永恒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1876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份爱依然激荡人心，让人不舍得说再见。